引言
加州奥克兰的一间联邦法庭里，马斯克和 OpenAI 的旧账被一层层翻开。这场诉讼，正在把 OpenAI 从“非营利理想”到“万亿估值”的十年变形，推到公众面前。当一家以“造福全人类”为使命的组织，长成一家估值逼近万亿美元、每年烧掉数百亿美元算力成本的超级公司，问题就不再是它该不该商业化，而是：商业化之后，谁还能替最初的承诺踩住刹车？
案件原告是埃隆·马斯克，被告是山姆·奥特曼、OpenAI 及其相关主体。马斯克主张 OpenAI 背离了最初的非营利使命，希望法院阻止其继续向高度商业化结构演进，并对其治理和领导层安排作出干预。
如果把这场官司理解成“马斯克守初心、奥特曼搞资本”，反而会看丢最关键的部分：马斯克自己，也曾参与过商业化方案的讨论。庭审中，OpenAI 一方律师 William Savitt 没有急于展开宏大的法律论证，而是拿出马斯克多年前的邮件、内部沟通和庭前证词，与他今天在法庭上的陈述并排摆在陪审团面前。最具杀伤力的一幕，是 Savitt 问马斯克是否读过 2017 年奥特曼发给他的营利转型条款清单。
马斯克回答：“我没读细则，只看了标题。”一个声称自己被“诱饵调包”的创始资助人，面对关键条款清单，却承认自己没有读完细节。这一回答，直接削弱了其“被欺骗”这一主张的说服力。只是，OpenAI 也并不干净。
庭审材料中，OpenAI 联合创始人 Greg Brockman 的私人日记也被翻出。日记中出现了关于个人财富目标、是否在不带马斯克的情况下推进营利化结构的内容。这些材料也展现了 OpenAI的表里不一：对外讲的是“造福全人类”，对内绕不开的是股权、估值和个人收益。
这场诉讼的看点，不是马斯克和奥特曼谁更纯粹，而是它摊开了一个行业秘密：前沿 AI 公司既需要公益故事来获得用户信任，又需要商业融资来支付算力账单、训练前沿模型、留住核心团队。这两件事拉扯越来越强了。公司当然可以变。问题是，每变一步，原来的承诺还剩多少约束力。
一、事实回顾：从共同理想到对簿公堂
OpenAI 的演变，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：非营利理想阶段、混合结构阶段、全面商业化重构阶段。
但马斯克的角色也并不单纯。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营利化。相反，庭审相关材料显示，他早期也参与过营利化路径的讨论。真正让冲突爆发的，可能不是“是否商业化”，而是“由谁来主导商业化”。这使得本案最有价值的地方，不在于判断谁更高尚，而在于揭示一个现实问题：一旦公司长大，谁说了算、钱怎么分、使命还能不能压住估值，就不能再靠创始人之间的口头信任。
二、庭审直击：Savitt 对马斯克的交叉询问
这场庭审最精彩的部分，不是马斯克的控诉，而是 OpenAI 一方律师 William Savitt 的交叉询问。
Savitt 来自华尔街顶级律所 Wachtell, Lipton。他曾在 Twitter 收购案中代表 Twitter，成功迫使马斯克完成 440 亿美元收购。某种意义上，他非常清楚如何对付马斯克这个的证人。他的策略并不复杂，却极其有效：只用马斯克自己写过的邮件、做过的陈述和留下的证词，来检验他今天在法庭上的说法，刀刀见血。
第一刀：马斯克离开的真正原因
马斯克长期对外解释，自己 2018 年离开 OpenAI 董事会，是因为 Tesla 的自动驾驶业务与 OpenAI 之间存在潜在利益冲突。但庭审材料和证言显示，事情并不止于此。
2017 年前后，OpenAI 内部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设立营利化结构。马斯克一方被指曾要求在新结构中获得多数股权和绝对控制权，并希望主导其发展方向。当这一安排没有得到其他创始人的接受后，双方关系迅速恶化。马斯克后续退出董事会，OpenAI 也失去了早期最重要的资金支持之一。这意味着，马斯克和 OpenAI 的矛盾，并非单纯源于“非营利与营利”的理念分歧，而是从一开始就深深嵌入了控制权争夺。
第二刀：马斯克是否真的反对营利化？
Savitt 的第二层攻击，是指出马斯克早年并非完全反对营利化。公开材料显示，OpenAI 早期在面临算力、人才和融资压力时，内部已经多次讨论过营利实体、PBC 或其他混合结构的可能性。马斯克并非这个过程的局外人。
因此，马斯克今天起诉 OpenAI“背叛非营利使命”，在道德上有一定感染力，但在法律上会遭遇一个问题：如果当年也参与或默许过营利化讨论，那么今天指控别人“从根本上背叛初心”，就必须解释清楚：反对的到底是营利化本身，还是失去控制权之后的营利化？
第三刀：马斯克的“我没读细则”
庭审中最具传播性的瞬间，是马斯克承认自己没有认真阅读 2017 年奥特曼转发给他的营利转型条款清单。这句话的法律意义非常重要。欺诈主张通常需要证明：一方作出虚假陈述，另一方合理信赖该陈述，并因此遭受损失。如果关键条款已经发送给你，而你没有认真阅读，那么“合理信赖”的证明难度就会显著上升。这句话不会直接决定败诉，但足以让陪审团怀疑：一个连关键条款都没细读的人，是否还能说自己完全被蒙在鼓里。
第四刀：两个版本的马斯克
Savitt 还通过播放马斯克过往证词视频，将他今天的法庭陈述与此前说法进行对比。当一个证人在不同时间、不同场合，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完全一致的陈述时，陪审团看到的就不只是法律争议，而是可信度问题。这也是庭审中最致命的部分：案件不再只是 OpenAI 是否变了，也变成了马斯克自己的立场是否前后一致。
三、Brockman 日记：OpenAI 也站不上道德高地
但本案并不是一场马斯克单方面被挑战。OpenAI 一方同样面临严峻的道德压力。庭审材料中，Brockman 的私人日记被马斯克一方用来证明 OpenAI 内部早已存在商业化和个人收益动机。相关内容涉及对未来财富的估算，也涉及是否在不带马斯克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营利化安排。
这些材料未必足以直接证明 OpenAI 构成欺诈，但它们至少揭示了一种更深层的矛盾：OpenAI 讲的故事是“使命优先”，内部现实却早已离不开融资、股权、估值和个人激励。这不是 OpenAI 一家的问题，OpenAI 只是被动的在法庭上把这个矛盾提前给全行业看了。
训练最先进的大模型，需要巨额算力、顶级人才、长期资本和商业场景。非营利使命可以提供道德感召力，却无法单独支付每年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成本。但一旦资本进入，使命就不再只是使命，而会变成估值、退出、股权回报和上市时间表的一部分。这正是几乎所有“使命型公司”的共同困境。
同时，一个必须对称呈现的事实：2026 年 Brockman 在证人席上强调，OpenAI 2017 年每年的算力支出仅约 3000 万美元，而如今每年已膨胀至近 500 亿美元。没有任何非营利组织能独自承担这个数字。OpenAI 一方的商业转型，并非单纯出于贪婪，而是有着残酷的成本现实作为辩护理由——虽然这并不能完全抵消‘初心变形’的指责，但读者有必要同时看到硬币的两面。
四、OpenAI 的“三层制度锁”如何被重写
要理解马斯克为什么愤怒，必须先理解 OpenAI 最初试图设计什么样的制度防线。OpenAI 原本不是一家普通科技公司。它的目标不是单纯做产品、赚利润、服务股东，而是确保 AGI 造福全人类。为此，它设计过几道制度上的“防线”。
第一道锁：非营利控制
OpenAI 最初以非营利组织形式设立，核心目的是让使命高于资本。非营利董事会拥有最终控制权，理论上可以在资本压力面前坚持公共利益。后来，OpenAI 设立营利实体，再到 2025 年转型为公共利益公司结构（即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 ，是在美国特拉华州等法域存在的一种特殊公司形式，它必须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将“一般公共利益”或特定公益目标写入公司宗旨，并在决策时平衡股东利益、公共利益与利益相关方利益。以下简称“PBC”）。
按照 OpenAI 官方说法，“OpenAI Foundation 仍通过特殊治理权控制 OpenAI Group，并可任命和替换其董事”。但从经济权益上看，非营利基金会不再是唯一中心。它持有的经济权益被稀释，外部投资人、员工和商业伙伴获得了更重要的位置。
这就造成一个关键问题：形式上的控制权能否抵挡经济上的重力？如果一家公司的绝大多数人才、算力、收入和估值都集中在营利实体中，那么非营利基金会即便保留特殊治理权，也必须面对越来越强的商业现实。
第二道锁：利润上限
2019 年，OpenAI 设计了“capped-profit 结构”。第一轮投资者的回报上限被设置为 100 倍，超过部分归非营利组织所有。这个设计非常有象征意义，它传递的信息是“我们接受资本，但资本不能无限支配使命；我们允许投资人赚钱，但不能让投资回报成为最高目标。”
然而，随着 OpenAI 进入千亿美元级融资和万亿美元级估值想象阶段，利润上限越来越难以与资本市场逻辑兼容。2025 年的结构重组，实际上标志着这道防线被突破。OpenAI 试图用公共利益公司结构取代原先的利润上限机制，在“股东利益、公共利益和相关方利益”之间重新寻找平衡。
但 PBC 的问题在于，公共利益公司确实可以在公司章程层面承认公共目标，但当股东回报、竞争压力、上市时间表和商业伙伴利益同时施压时，谁来判断“公共利益”是否真的被优先保护？谁来监督董事会没有把使命变成包装？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公司类型变成 PBC 就自动消失。
第三道锁：AGI 触发机制
OpenAI 与微软之间的合作协议中，AGI 一直是最敏感的边界之一。按照早期安排，AGI 的实现与否会影响微软对 OpenAI 技术和商业化成果的权利范围。2025 年新协议则对相关机制进行了重写：AGI 的认定不再只是内部董事会判断，而需要独立专家小组确认；同时，微软对部分模型和产品的知识产权权利延长至 2032 年，并包括一定范围内的 post-AGI 模型权利，但附带安全护栏。
这说明，OpenAI 原本围绕 AGI 设计的技术红线，也在商业合作中被重新定义。从公司治理角度看，这并不必然是坏事。规则当然可以根据现实条件调整。但问题在于：当所有核心约束都可以被重写时，所谓“初心”还剩下什么不可被交易的部分？
五、法庭之外：诉讼只是战场之一
如果只把马斯克诉 OpenAI 案理解为一场法庭争议，就低估了这场战争的复杂性。它同时发生在四个战场上：诉讼、资本市场、监管和算力基础设施。
第一，诉讼战
诉讼本身会给 OpenAI 的资本市场进程制造不确定性。对于任何一家准备上市的公司来说，涉及核心治理结构、创始承诺、千亿美元级索赔和领导层安排的重大诉讼，都会成为招股书风险披露、承销商尽调、审计机构判断和监管问询中的关键问题。
第二，算力战
几乎同一时期，围绕 xAI、SpaceX 和 Anthropic 的算力合作也被公开披露。Anthropic 使用被重组入SpaceX后的相关超算集群的安排，则进一步说明，前沿 AI 竞争已经不只是模型算法竞争，而是算力、能源、数据中心和资本组织能力的竞争。对 OpenAI 而言，这意味着它在面对一个更复杂的基础设施联盟。
第三，反垄断战
2025 年，xAI 在得州联邦法院起诉苹果和 OpenAI，指控苹果在系统层面深度集成 OpenAI，可能排挤其他 AI 企业。
第四，监管战
OpenAI 也没有坐以待毙。公开报道显示，OpenAI 曾致函加州和特拉华州总检察长，要求关注马斯克及其关联方可能存在的不当竞争行为。
六、诉讼的另一重功能：狙击OpenAI IPO，为 SpaceX 铺路
马斯克在法庭上强调 OpenAI 背离非营利使命，这一指控并非完全没有基础。他确实参与了 OpenAI 的早期创立，投入了资金、声誉和资源；他也确实看到一个原本以“造福全人类”为使命的非营利组织，逐渐演变成估值接近万亿美元的商业巨头。
但我们也不能忽略，此次诉讼具有明显的资本市场阻截功能。为什么是 2026 年？ OpenAI 在 2025 年 10 月完成公共利益公司重构，扫清了 IPO 的根本性法律障碍。2026 年 3 月，OpenAI 宣布获得 1220 亿美元 committed capital，投后估值约 8520 亿美元，投行竞标已经完成，IPO 最快可在 2026 年下半年推进。
与此同时，SpaceX 在 2026 年 4 月 1 日向 SEC 秘密提交 S-1，计划 6 月 8 日开始路演，目标估值 1.75 万亿美元、募资 750 亿美元——若成功，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之一。两条上市时间线，撞在了一起，而本案会给上市进程带来巨大不确定性。
七、一场世俗版“变形记”
OpenAI 的十年演变，是一场世俗版的“变形记”。它始于一个纯粹的非营利承诺——确保 AGI 造福全人类。这个承诺赋予了 OpenAI 道德合法性，也让它从零吸引了全球最顶尖的人才、资本与关注。但随后，模型规模膨胀、算力成本飙升、商业伙伴入场、估值快速突破万亿美元，使命开始被现实层层重写：非营利组织变成 capped-profit 结构，capped-profit 又变成公共利益公司；利润上限被取消，AGI 条款被重写，微软许可被延展，非营利控制从绝对中心退到复杂的特殊治理权安排。
这里真正值得追问的，不是 OpenAI 能不能变。任何组织都必须适应现实。拒绝变形的组织，活不到使命实现的那一天。真正的问题是：变形有没有底线？马斯克主张的是“回到初心”的绝对路线——使命不可妥协，偏离就是违反信托义务，就是背叛。
奥特曼主张的是“生存优先”的渐进路线——使命必须在生存中展开，折中是必要的代价。两条路线，没有哪一条是绝对的答案。但当变形不断发生、所有制度锁都被一把把打开时，我们不得不问：那个当年承诺“为全人类”的 OpenAI，还剩下什么不可被交易的部分？
算法之外，还有制度。马斯克诉 OpenAI 案，是一场关于“初心”的诉讼，也是一场关于制度的审判。它提醒所有 AI 从业者：真正的技术创新，不能只盯着模型、参数和算力。治理架构、法律设计、控制权安排、公共利益机制，与算法同等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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